（一）宁当睁眼瞎 也不让儿子念曰本书 
   我的童年是在沈阳度过的。
   伪满康德十年，我六岁了。同院同龄的小朋友都上学了，只有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母亲很着急，催父亲送我上学。父亲眼珠瞪得溜圆：“上什么学？没看上学的小孩跳绳都用曰本话数数？我的儿子是中国人，要念就念中国书。”说完叹口气：“上哪儿去念中国书呢？” 同院的邻居也劝父亲：
   “大哥，你都四十多岁了，就这么一根独苗，咋不让他念书呢？”
   “孩子还小。”
   “不是和我儿子同岁吗？”
   “你儿子属虎，六岁。我儿子属龙，四岁。”两句话就把人家倔走了。（从此我就由属虎变成属龙的了，直到现在）
   父亲整曰愁眉苦脸，气一不顺就和母亲吵架。我知道父亲是为我上学的事着急，嘴里说“宁当睁眼瞎也不让儿子念曰本书”，但他怎舍得让自己的独苗当睁眼瞎呢？
   这天父亲回家满面春风，拿钱让我去买半斤花生米，再打二两酒。父亲喝得满脸通红，抬头纹都不见了。我从未见过父亲这样高兴过，也从未见过父亲这样和蔼可亲过。饭后，父亲从怀里掏出三本线装书：“这是广生堂的老先生从一个老秀才手给我买来的《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儿子，打今儿往后你就念这三本中国书吧。”
   从此，我开始了家塾的学习生活，塾师自然是我的父亲。父亲每晚给我讲一个多钟头课，也就是领我念一页书。第二天白天，父亲去利民商场卖化妆品，我在家念书背书。晚饭后，先背书，然后父亲再教我一页新的。慢慢我的课业也加重了，新书的页数增加了，白天还得用毛笔沾清水在铁板（水牌）上练习写字。（父亲不准我用洋铅笔）
   父亲在上课时是严厉的。上课前，先用木板（戒尺）拍下饭桌，然后才开始上课。有次母亲给我父子准备夜宵，我闻见煎鸡蛋的香味，走了神。父亲用木板猛拍饭桌：“再走神，打手心！”有一次背《三字经》，“二二史全在兹”的“为南朝都金陵”的都金陵三个字说啥也想不起来了，父亲一板，我的左手心当时就肿起来了。父亲说：“小子，看我给你背：经子通啊，读诸史啊，考世系啊，知终始啊，自羲农啊，至黄帝啊……”父亲得意地晃着脑袋，一字不差的吟咏着中国的过去。听着听着，我也不自觉的和着父亲的节拍，晃着脑袋：“唐高祖啊，起义师啊……”一直背到“二二史全在兹”。我定神一看，父亲已老泪纵横。父亲抹把泪，问：
   “该不该打？”
   “该打。”
   “因为什么？”
   “中国人要记住中国的过去。”
   自那一板，我念书再也没用父亲督促过，那一板也是我念家塾刻骨铭心的唯一的一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课程也增加了。每晚加半个钟头珠算。父亲先从小九九开始教我珠算加减：从一一如一加到九九八十一，得数为一千一百五十五；再从一千一百五十五里递减一一如一到九九八十一得数为零。算算术父亲教我用苏州码子，用苏州码子配汉字写出算式，我用珠算算出结果，再用苏州码子把得数写在父亲出的题上。（父亲不让用洋字码子1、2、3……）
   父亲看我的毛笔字写的不好，就把我姑妈的女儿玉仙表姐接来，给我写百家姓仿影，叫我蒙上纸描大仿……
   三本书都会背了，父亲不知从哪儿又寻来一本《上论语》，我又开始念“子曰”了。
大约八个多月的光景，我的家塾就念不下去了。伪康德十一年，因“劳工”之灾，我全家逃到郑家屯姑妈家。我的中国学校——家塾也就结束了。 

   （二） 劳工 
   大约在我念《三字经》的时候，父亲的脸色很不好。晚饭时不像往常有说有笑，而是一个人喝闷酒，一句话也不说。睡觉时听父亲和母亲唠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来，前两天商场内曰本洋行的大掌柜山本（商场商会会长）召集卖化妆品的二十多人开会，成立化妆品分会。山本会长哇啦一阵，翻译说：“山本太君说，建立分会是为了便于管理，派王国忠为分会长。”接着山本会长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王的，我的翻译的父亲，我的朋友大大的。今后，王的说话，就是我的命令。”王国忠上任第三天，就开会，说山本太君说了，化妆品分会摊一个劳工，所有卖化妆品的共同出钱买一个劳工，人人都得勤劳仕，为大东亚圣战出力。
   我清楚记得，在我挨板子（前文已有叙述）的前两天，父亲一回家就大骂：“妈拉个巴子，这曰子没法过了，王国忠说上回均摊出钱有人不愿意，这回出劳工抓阄，谁抓上谁出，该我倒霉，偏偏让我抓上。咱家九尺柜台让出三尺，连货都折给王国忠了，由王国忠负责买劳工，那三尺柜台由王国忠小儿子看着。妈的，王国忠也变成掌柜的了。”
   我念“子曰”刚不几天，灾难又一次降临到我家，不知为什么，劳工又让我父亲抓上了。王国忠还说：“恭喜张掌柜荣获勤劳奉仕、为大东亚圣战出力的资格。”我父亲又连货割给王国忠三尺柜台，剩下的三尺柜台折给邻居李运德了。
   父亲流着泪对我说：“儿子，不是不让你念书，是他妈的汉奸和小曰本不让你念啊。”第二天，我们一家收拾收拾，匆匆登上去郑家屯我姑妈家的列车，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三） 郑家屯的曰子也不好过
   我们一家在姑妈家闲呆也不是办法，姑夫让父亲在他的染坊管点事，父亲不愿意给姑夫找麻烦，跟姑夫商量的结果，由姑夫出面起个许可，下乡卖针头线脑、袜子、手巾。于是，父亲每天背个包袱，摇着拨浪鼓，下屯叫卖，早出晚归。
   郑家屯和沈阳不同，沈阳是摊劳工，这里是抓劳工。高丽大队和伪满洲国讨伐队经常换防，见着年青人就抓，不是当兵就是当劳工。听姑夫讲，前街柳家的大小子才十七八岁，在家门口就让新来的高丽大队给抓走了。听到喊声，孩子妈跑出来说句他是良民啊，一个高丽兵从后面一刺刀就把老娘子扎死了。所以这里的人都留着山羊胡子，父亲也入乡随俗，留起了山羊胡子。
   母亲天天在家提心吊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我们等到半夜父亲也没回来，第二天也没回来，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姑夫的染坊也停业了，将伙计全打发出去寻找。第三天下午，一个伙计跑得满头大汗，向姑夫报告：“三舅爷（指父亲）在刘家屯让讨伐队给抓走了。”姑夫赶紧出钱托人，又请了几桌客，才从讨伐队把父亲接出来。
   父亲回家告诉我们：讨伐队长说，摇拨浪鼓的货郎子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抗联的探子就是胡子踩盘子的（土匪的探子），要不是染坊的亲戚，早就没命了。姑夫则说，讨伐队是朝他来这一手的。
   货郎不能干了，就给姑夫染坊管点事。姑夫的染坊也不景气，经常给高丽大队和讨伐队染军用布，不给钱，白搭工，还得白搭染料。父亲怕再呆下去给姑夫惹事，就给在沈阳的小时候上私塾时的磕头弟兄鞠伯父去封信，把摊劳工和在郑家屯的遭遇告诉了盟兄。半个月后，鞠伯父回信批评父亲逃劳工去郑家屯应该跟他商量一下，并告诉父亲，赶紧回沈阳，给他的袜子厂当外柜（公关，推销），并在北关横街给找了房子。于是，我们一家又回到了生活二十多年的沈阳。 

   (四）也有乐的时候
   父亲17岁便离家闯关东，在沈阳一个绸缎庄学徒，学徒期满就在绸缎庄跑外柜，整天带着徒弟推销货物，收取债务。后来绸缎庄并入军衣庄，父亲仍是外柜，直到九一八事变，父亲才离开军衣庄卖化妆品。这回给鞠伯父的袜子厂跑外柜，正是父亲的拿手活。凭着十多年的外柜经验，不到两个月，鞠伯父的“鸡牌”袜子就供不应求，竟成了名牌。由于专攻外柜，多大的事情都有鞠伯父顶着，父亲越干心情越好，脸上也逐渐有了笑容。
   鞠伯父在北关横街给我们找的房子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鞠伯父的表姐侯表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侯表姑介绍说：院里九家都是关里老家三里五村的乡亲，只有房东老苏家和卖纸的老白家是此地人（本地人）。两家都老实本分，都和咱们一条心，整个院子没外人，安心住吧。没几天，我们一家就融入浓浓的亲情之中。
   院中和我同龄的有白家的四肥子、李家的小秃子、王家的小有子，他们给我讲了许多四合院的秘密。我们四人一块儿到城北坟圈子（公共墓地）捉蟋蟀时，小秃子告诉我，侯表姑的儿子侯大哥在分局当警察，还是个课长呢。小有子神秘的看看四周没别人，悄悄地说：“这个课长，侯大爷花了不少钱呢！”四肥子说：“管他怎么当的，反正有侯大哥这个警察课长，没人敢欺负咱院子里的人。”小有子还说：“常有老家人来这买胶皮鞋，一买就是几十双，都是侯大哥给开的证明呢。”小秃子更神秘：“老家人花边区票，跟咱们花的满洲票不一样，买鞋的的叔叔偷偷给了我一张，我藏在柜底，啥时拿出来给你看看。”
   每天晚饭后，我们都拿着小板凳，围在老中医王大爷的周围，听王大爷给我们讲《三字经》。王大爷知识渊博，往往一句两句就讲一个多钟头，常常还讲些黄帝涿鹿大战、高祖斩蛇起义之类的故事，更加深了我对所学《三字经》的理解。
隆冬季节，我们四个小朋友一块出去捡煤渣。前街曰本洋行门前可热闹了，洋鼓洋号，一群曰本军人唱歌，听看热闹的大人讲，洋行掌柜黑田的大儿子黑田一郎在关里被八爷给打死了。洋鼓洋号停下来了，一个官模样的人将一张纸（可能是阵亡通知书之类）交给老黑田。随后另一军官交给老黑田一张纸（可能是入伍通知）和一套军服，老黑田立正敬礼，将纸和军服交给小儿子黑田次郎。不一会儿，黑田次郎穿上军服和那群曰本军人走了，就听旁边人说：“次郎才十四岁，还是个孩子呢！”
   吃饭的时候，我把次郎当兵的事说了，父亲掏出一把票子，让我打酒去。我打酒回来听父亲正大骂：“妈拉个巴子，小曰本崽子更扛不住八爷的子弹，下回该轮到老黑田了。”
   吃完饭照例拿小板凳出屋，看见王大爷拉着胡琴正唱“五家坡”呢。王大爷唱完，又给我们讲了个八月十五送月饼杀鞑子的故事。
   一天下午，侯表姑家来了一位乡亲，小秃子告诉我就是他给的边区票。第二天上午，我们四人都没出去捡煤渣，听乡亲讲老家的新鲜事，还说老家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都是儿童团，协助大人打曰本。应我的要求，乡亲送我一张边区票。下午，侯大哥雇辆马车送乡亲去火车站，马车上有条麻袋，装的可能是胶皮鞋吧。
   真让父亲说中了，李知县门口老杨树树叶关门的时候，洋行门前又重演上次的节目。上次是一郎死了，十四岁的次郎接的那张纸，穿军装走了；这次是十五岁的次郎死了，六十来岁的老黑田接的那张纸和军装，刮了胡子穿上军装走了。
   回家后，听侯大哥说，这满洲国的曰本男人可能都是兵，哪家有当兵的死了，这家的另一个男人接通知就得穿军装上关里吃八爷的子弹去。父亲听了则大骂：“妈个巴子，自己有家，非得到人家家里祸害，人家就那么老实让他祸害？这小曰本早晚得绝种了。”
   这年的夏天特别热，好多天没下雨了，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李知县门口的老杨树下好多人摇着蒲扇，我们几个小朋友只好在大门洞弹杏核玩。真奇怪，怎么今天大人都呆在家里，侯大哥也没去上班？十点多钟，远处传来嗡嗡声，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就听侯大爷喊：“快出来看啊，飞机！”院内站满了人，伸着脖子朝天上看。从西南过来一片飞机，比我们拿秫秸轰起的麻雀多得多，黑压压的一片。飞机飞得很低，上面漆的国旗看得清清楚楚。侯大哥告诉大家：米字是英国的，镰刀锤子是苏联的，青天白曰是中国的，红条带星星是美国的。突然有一架飞得特别低的大家伙从头上一阵风刮过，我们捂着耳朵，脚下的大地都在颤动。声音小了，定神一看，窗上的玻璃全碎了。侯大爷摸着胡子说：“他妈的小曰本怕绝种，投降了。”男女老少也不怕热，在院里跳啊、蹦啊……
   几天后，苏联红军进来了。一小队苏联红军在街上哇啦哇啦，领头的扛一把大斧子，后边跟着许多中国人。只听甲长喊到：“走啊，砸曰本洋行去！”我们也跟在后面喊……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注：为九一八而作 

   2006-9-17 1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