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儿童玩具商店里，各种玩偶制作精美、琳琅满目。每当看到这些，我的脑海里就浮现着一个遥远而亲切的记忆：几个用旧布头制作的简易布袋木偶。
   那是1956年的秋季，我在徽师附小读四年级。校园生活丰富多采，同学们拿出自己不多的藏书，在教室里设了“图书角”，课外活动在院子里跳集体舞。学校还开展“小电影院”活动，同学们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由小电影院组织看上电影。
   班上同学都很友爱，我和王行同学特别要好，他白白净净，头很大，也会动点子玩。因为他同电影院放幻灯的同志熟，我们经常到电影院的放映室蹭电影。那位放幻灯的同志叫鲍树民，是位复员军人，能书会画，还搞木刻，我在放映室的墙上看到他的新作《灭钉螺》，据说刊登在《芜湖报》上，后来我才知道鲍和我父亲也是朋友。受鲍的影响，王行也开始学习木刻，那时电影院正在放映豫剧片《花木兰》，王行的第一幅习作就是花木兰。
   王行的家就在城内大北街，边门在信家巷。他带我去他家玩，从边门进去，里面一个小院子，古色古香的徽式建筑，书房洁净而明亮。王行指着书架上一个瓷鼓说，他父亲做地下工作时，曾在这里面藏过文件，我回忆象是放围棋子的。后来王行拿出两个布袋木偶，一只手套上一个玩了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布袋木偶，是用旧花布头自制的，头部则是用纸壳卷个筒，再裹上棉花白布，画上眉目五官即可。操作时把布袋木偶套在手上，食指伸进头部纸壳卷，拇指和其余三指分别伸进两边的袖子，就可以舞动起来了。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试着比划起来。我们一起演绎了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不久，我们在班上表演了这个节目。
   因为王行的父亲在省卫生厅任副厅长，1957年下半年王行就转学到合肥读书了，临行前送给我两个布袋木偶和三把木刻刀留念。我请妈妈再给我制作了几个木偶，除了东郭先生外，有小姐、县官，还有大灰狼。我找来同校比我低一班的好朋友金一新，排练东郭先生和狼的节目。一新的父亲金家祺老师和我的父亲都在徽师任教，金老师教地理，同时版画功底也很好，他创作的套色木刻“徽师新貌”曾得过奖，而四幅梨木版坯都是我父亲精心打磨的，他们关系很好。我们很快排成节目，在学校的联欢会上表演，反响很好。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除了钢铁元帅上马，到处都是小高炉。除钢铁、粮食产量要放卫星外，文化宣传也要跃进。学校里把我们这些小学生组织起文艺宣传队，课外活动时到街头宣传演出，记得有女生小演唱《养猪模范王果兰》，还有舞蹈，但最受欢迎的还是我们的木偶戏《东郭先生和狼》。我们用被单在前面一挡，我和金一新藏在后面操作，还找一个同学击鼓伴奏。台词都在我们的肚子里，临场发挥，可长可短，但从不出格。我们的节目一出来，宣传台前顿时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我们还应邀到县广播站录了两次音。这个节目被很多人记住了，很多年之后，有些人看到我还举起双手做操木偶状。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学校里办起了许多小工厂，有各班级办的炼铁厂、肥皂厂、墨水厂、印刷厂、被服厂等，我们班办的是造纸厂，然而我最向往的是学校办的玩具厂。玩具厂除了生产布制动物玩具外，还制作布袋木偶，研制的毕老师以糠和木屑等为材料，用模具制成木偶的头部，描画五官后，还涂上漆，配上各色服装，造型活泼可爱，但有一个缺点，千人一面。
   刚进六年级的时候，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要抽调我担任副大队长，班主任要我留在班上，我以高票当选为中队长。谁也没有料到“左”风愈吹愈烈，作为一个“右派”的儿子，很快被一撸到底，不过总算还保留了一个职务：班上成立的儿童木偶剧团的团长。
   我这个团长手下有几个爱好者，老师指定了一名女生为副团长，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创作一批有时代宣传意义的新节目。大家热情很高，连续几个晚上到教室里商量，由我执笔，写了好几个小节目，再由“副团长”腾正。节目的内容现在已不记得了，似乎有把家里“废铜烂铁”献出来的节目，其实是好铁锅，小孩子要献给小高炉炼铁，母亲不同意，从而引发出矛盾，最后达到统一，自然少不了说教。《东郭先生和狼》的节目也形成剧本规范化了，同样增加了说教成分，这就是时代的烙印吧。几个小节目在班上演出一次，和我搭档的是同班同学胡荣隆，拿出去的还是《东郭先生和狼》，不过我们得到了几个学校玩具厂制作的木偶。
   1959年暑假，我参加升学考试后，有一段放松的日子，那段时候我成了徽师对面老宅家属大院孩子们的头。我们除了踢足球、做游戏、爬山外，晚上就是摆弄我的那些木偶。一到晚上，小朋友们就带着小板凳、小椅子，集中到老宅过道旁的一个空间里，拉起旧床单，我和金一新就表演起木偶戏来，我的另一位好友、也是徽师老师的孩子汪桂仁也来帮忙。演出的节目有《花木兰》、《画中人》等，电影院里流行的片子，我们都设法编出简本。我还找来小电珠、电线，接上电池，弄点灯光效果。
   这时，我们异想天开地打出“儿童木偶剧团”的牌子，我还请在潭渡中学被监督劳动的父亲为我们刻个印章。天真而率性的父亲很快找了块长方形印石，应我的要求在一面刻上“儿童木偶剧团”六个字，在另一面刻上“ 年 月 日， 排 座”的字样，用来印制发给小朋友看戏的票。拿到印章后，我和小伙伴们都很高兴，金一新还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父亲金家祺老师，金老师赶紧叫一新带话给我，印章千万不能用，也不要再给别人看了。那个年代，这事情太敏感了。记得后来我在徽城初中读书时，曾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诗社，也请父亲刻了个“诗社”印章，后来教导处的汪老师发现后，立刻告戒我们不要搞了，并说他解放前在歙中读书时，曾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紫阳诗社”，解放后成了历史问题。
   父亲就缺乏这种敏感，所以他屡受陷害。即便如此，我也感受到他在逆境中，尽力传达出的对我们的爱。
   开学了，我未接到初中录取通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了短暂时间，就招工到工厂，然后进了工人技术学校。1961年8月，分配到纱管厂。在厂里组织的晚会上，我和一位也是技校来的潘周培同学表演了木偶戏，1962年11月我重返学校读书，在徽城初中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和汪鹤林同学表演了木偶戏，节目都是《东郭先生和狼》，当然不会再打儿童木偶剧团的旗号了。
   儿童木偶剧团早已不存在了，或许它根本从未正式成立过，然而它在我的心里是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