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南飞，雁南飞……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
   悠扬的歌声动人心弦，一队鸿雁排着整齐的人字形，从北方山林上空向南方飞去……电影《归心似箭》中的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想起少年时代，在故乡老宅的院子里遥望蓝天，雁群飞过，曾好奇地问过妈妈：“它们为什么不会飞错方向呢？”妈妈说：“那个领头的大雁认得路，不会飞错的……”
   去年回故乡，见到一位无话不谈的老同学兼老邻居——他对我家几十年来的情况很熟悉，闲谈中他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你家六姐妹兄弟有个好领班----二姐古平。我就没有你那么幸运……”他的一席话使我思绪万千。

                                      （一）
   我的家乡在苏北文化古城泰州，住在一条青石铺路的小巷子里。爸、妈、外婆，加上六姐妹兄弟：依次为三女三男，取名宗娴（顾子静）、宗淑（古平）、宗文、宗英、宗炎、宗仁（顾农），是个热閙的大家庭。
   养活这一大家人很不容易，全靠爸爸一人辛苦经商。爸爸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兴趣，熟读诗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位“儒商”。他重视子女教育，管教极严，同现在的家长很不同。
   为节省开支，爸爸一度决定让大姐、二姐先后停学协助经商。二姐对经商毫无兴趣，一心想继续上学，这与爸爸的想法不合，产生过很大矛盾。
   当时，二姐的班主任曾经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认为二姐成绩优秀，表现突出，让这样的好学生停学在家实为不智之举。父亲看了十分恼火，认为那位老师多管闲事，甚至认为那位老师对女儿有什么不好的企图，把信撕得粉碎。二姐对父亲的做法十分气愤，她的反叛精神也由此逐渐显露。她曾给当地报纸写稿，对重男轻女的封建家长制的不满发出呐喊，而且将发表她文章的报纸展放在父亲每天要开启的书桌抽屉里。一时，父女关系形成僵局，这也就埋下了日后不久她决心离家出走的导火索。
   经过“明争暗斗”，二姐终于赢得了继续读高中的权利。三个姐姐学习成绩都好。二姐比我大七岁，我进泰中初一，她已快高中毕业。二姐、三姐当时是学校的活跃分子，二姐才华出众，擅长写作，她曾编出话剧剧本，由三姐去主演，又大写演讲稿，由三姐去参加演讲比赛，得了奖。二姐还和爱好文学的同学合作，编辑出版了进步杂志《星原》，她是撰稿人之一。那时的高中生似乎比现在高中生成熟得多，文学水平也高一些。

                                      （二）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家乡泰州解放了。那年我十二岁，刚念初一，和同学们上街夹道欢迎******。二姐已快高中毕业，思想进步，解放区派来学校的领导干部、老师对她很重视，徐星祥老师在校庆回忆文章中就曾称赞她是省泰中解放初期涌现的积极分子之一。
   二姐早就不满家庭的束缚，一心向往革命。当时要取得爸爸同意离家参加革命，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她悄悄作好出走的准备。一天晚上，二姐迟迟未归，这是从未有过的事，父亲觉得情况不妙，女儿失踪使他十分焦虑和震怒，立即派人四处寻找，人海茫茫何处去找啊！二姐胆大心细，她并没有马上离开泰州，而是在一位住在偏僻郊区的同学家躲了几天，等找人的高潮过了后才悄然离开泰州。她千辛万苦来到长江边，只见一望无际的长江浊浪滔天，水深浪急，当时解放大军刚过江，还有零星战事，轮船早已停航。她投身革命心切，毅然雇了一条小木船冒险渡江。到了镇江后，她取出张人俊校长开的介绍信找到军管会，组织上根据她的特长分配她到刚成立的《前进日报》任记者。报社当时是半军事化单位，她穿上黄军装，带上军帽，很快就照了张照片寄回家，爸爸知道了女儿下落，虽尚有余怒未消，但无可奈何，也就安下心来。我们抢着看她的照片，觉得神气极了，十分羡慕。

                                      （三）
   一九五一年夏，我在省立泰州中学初中毕业了，此时爸爸经营的商店停业，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供不起我上高中。此时二姐自告奋勇要负担我高中三年的学杂费、生活费。作出这一承诺很不简单，因当时她的津贴费相当少，她要省吃俭用，将几乎全部收入拿出来供我上学。我顺利进入省立镇江中学，住校读书。因为在同一城市，每个星期天我都要步行到二姐所在机关去玩，每回她都在食堂买些好菜给我吃。当二姐知学校伙食不太好时，就对我说；“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侯，要吃得好些，我多给你些钱，买些牛奶、鸡蛋吃。”而她自己却舍不得吃这些营养品。由于营养足夠，我高一时个头比二姐矮一头，高三毕业时已比她高不少了。我后来身体一直很好，这与长身体阶段营养好有很大关系。“长姐如母”啊。
   上高中后我开始对撑竿跳高有兴趣，常在一干沟两边练习，跳来跳去觉得很好玩，有一次不小心左膀着地摔在沟里，很痛，当时想：也许过几天就会好，不要说出去。可几天后疼得越来越厉害，只好打电话告诉二姐。二姐一听很着急，立即送我去医院捡查，拍片后确诊为左上臂骨折，需住院治疗。我吓哭了，这下闯下大祸了！二姐安慰我，说没有什么关系，马上办好住院手续。为支付医药费，二姐忍痛卖掉了妈妈给她的唯一的纪念品------一枚金戒指。我深感内疚，我的顽皮给她添了很多麻烦。用牵引疗法，我在病床躺了两个月，期间二姐常带好吃的及画报、书刊来看我，关怀备至。我们讲好这件事不告诉父母。这年春节回家，爸爸让我抬一很重的桌子时，二姐赶忙说：“我来抬！”巧妙地掩护了过去。因为治疗及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后来还能当海军，在大海里游泳并承受高强度军训。
   二姐不仅资助我读高中三年，后来还资助我弟弟读大学五年，离休后还资助大姐的外孙女读大学，堪称我们家中“希望工程”的模范。她付出了很多，而她自已一向生活十分节俭清苦。范靖国同志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赞《古平人物通讯》富有情操美，很得要领。我认为这与她本人具有高尚的情操、乐于奉献爱心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
   一九五四年夏，我在省立镇江中学高中毕业了。大连海校派人来校招收保送生，自愿报名。我崇敬******，积极报名，经严格体格捡查、成绩核查、政治审查后，我如愿以偿被录取了。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二姐，她很高兴，勉励我到部队后一定要好好干，为海军建设作出贡献。
   到大连海校后，一上来就是三个月的预科学习，除文化复习准备入学考试外，就是紧张的入伍训练。一个下马威是一律剃成光头，颇似出家人剃度以示“脱胎换骨”。然后是队列操、军事训练，其强度之高，使过惯了自由散漫的中学生活的新学员们很不适应。学生向军人的转变是亇痛苦的过程。我也很不习惯，思想上产生波动，后悔没有去考普通大学。我们那一届录取率高，我成绩好，考取重点大学很有希望。我将思想上的苦恼写信告诉二姐，她没有批评我，而是正面引导，鼓励我一定要经受考验成为合格的军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给我寄来一本新书《难忘的航行》，该书详细记叙了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毛主席乘军舰从武汉到南京的四天三夜，毛主席与海军官兵亲切交谈，并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本书给我很大的鼓励，少胡思乱想，多吃点苦来参与建立强大的海军吧。
   区队长知道我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姐姐给我做思想工作后对我很放心，他也鼓励我。于是我很快安下心来，积极投入军训和学习，逐步适应了海校的紧张生活，逐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我很感激二姐在我人生转折关头给我指明了前进方向，大踏步地走正路。我后来的入团、入党也与二姐的不断鼓励分不开。
   从一九五四年参军至一九九七年退休，这四十三年间，我为海军装备建设事业踏踏实实地作出了自已应有的贡献，虽然并无显赫名位，默默无闻，但我问心无愧，无怨无悔。
   二姐不只是对我帮助很大，大姐继续学业并考入大学；三姐参军并入朝作战；哥哥出国留学五年；弟弟学业及进入大学中文系教书……都得到过她很多鼓励和帮助。她是我们姐妹兄弟公认的“领头雁”。


                                   （五）
   一九四九年，我在泰中读初一下学期时，一首新诗《我的母校》出乎意料地获得全校“会文比赛”第一名。我平生第一次上台领奖，领到一张奖状，两本书：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茅盾《清明前后》。我马上写信向二姐报喜，她很快回信，说你名列前茅，可喜可贺，要继续努力。从事记者工作的二姐对我影响很大，加之中学时代语文老师水平都相当高，因此我对文学和新闻写作很感兴趣。我长期从事舰船研究设计工作，写作能力强对工作很有帮助。五十岁以后我更热衷于业余写作，曾在报刊发表各类文章六十余篇，有数篇获奖，并当过几年“特约记者”，过了一把当记者的瘾。我的第一篇散文《孙女》是由古平修改后推荐到报上发表的。
   二姐经常将新发表的文章寄给我看。我认为她的文章生动感人，宣扬了真善美和爱国主义，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是必然的事情。
   我因为也写过文章，深知写作的艰辛。要写出一篇好文章，至少要搜集十倍以上的素材并深入采访。我出差南京时曾跟随古平姐采访过几次，深有体会。一次是采访海洋地质学家王颖，她与王颕建立了极为亲密的友谊，无话不谈，因而她写出的专访很有深度，生动感人。另一次是观摩昆剧演出，她对昆剧及演员的熟悉程度使我惊叹。古平的每篇佳作都是在艰苦努力、深入采访后才写成的。

                                   （六）
   有首歌《好人一生平安》广受欢迎，这大约只是人们善良的愿望。据我观察，很多好人一生并不平安；而一些品质恶劣，吹牛拍马之徒却飞黄腾达，占据高位，世事就是如此不公平。
   古平一九六三年写的《斯霞和孩子》起先曾被新华总社评为好稿，文革中却因阴谋家康生一句“宣扬了母爱教育”，被打成“大毒草”、“新华社的‘早春二月’”，受到严重的批判。古平全家下放到偏僻山区，备尝艰辛。
   八十年代，古平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拼命采访、写作，这段时间她佳作频出，是她创作的高峰期。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使她得了胃癌，大手朮及痛苦的治疗过程使她元气大伤；所幸目前已过了复发的危险期，实属不幸中之万幸。随后家庭又屡遭不幸，一连串的重大打击使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
    俱往矣！值得庆幸的是二○○四年初，已过七十的古平又激活了记者情结，焕发出创作的又一春，重新拿起笔来写出新篇，并将过去的文章选出若干结集出版，使我十分高兴，这也是热爱她的读者们的幸事。
   一位网友说得好，健康就是“忘却”。能调控自已的情绪，忘却那些影响心情的痛苦往事的人是真正的“高人”，且能长寿。我衷心祝愿二姐古平有个好心情，继续将人生感悟写成佳作，健康长寿！
   大雁仍然年年南来北往，古平姐也仍然是我们的领头雁。我们弟兄姊妹六人现在分散在六个城市，大家都老了，平时书信电话不断，往事和新闻都是可谈的内容，而关系的密切，与小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也是一种幸福，应当无比珍惜的幸福。
   （刊于2004年10月新华出版社《往事如新—古平通讯散文选》后记